记得那是 2013 年的梅雨季，我遇到了从业以来最执着的客户。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大学教授，坚持要用 “予” 字给刚出生的女儿起名。”我查过《说文解字》，予者，推予也，多有赐予、给予的美好含义啊。” 他推了推眼镜，把一本翻旧的《诗经》摊在我面前，指着 “君子来朝，何锡予之” 的句子。可当我把这个名字输入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库时，屏幕上赫然跳出 “禁用字” 三个红字。教授脸上的表情，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—— 那是一种传统文化遭遇现代制度时的错愕与不甘。

“予” 字在姓名学里确实是个有意思的案例。《说文解字》说它 “象相予之形”，本义是给予，引申为赞许、称誉。宋代《广韵》记载其 “以诸切，音余”，在平水韵中属上平六鱼部。从字形看，”予” 像两只手传递物品的象形，充满互动与温情的意象。明代名臣于谦的字 “廷益”，就取自《尚书》”予违汝弼” 的典故，暗含谦逊纳谏之意。这么看来，实在想不通为何会被列入禁用字名单。

直到有次在档案馆查资料，我才发现这个禁忌可能源自晚清。当时有位叫 “李予棠” 的举人卷入文字狱，官府认为 “予” 字暗藏 “予夺” 之意，有僭越皇权之嫌。这个解释放在今天当然荒诞，但姓名禁忌就像老宅子里的雕花隔扇，看似不合时宜却顽固地留存着。民国时期编纂的《姓名避讳录》仍将 “予” 字列为 “慎用字”，理由是容易与 “豫”” 预 ” 等字混淆。这种历史惯性，让我想起茶壶里的陈年茶垢，即便换了新茶，滋味总带着过去的影子。

去年遇到个案例让我感触颇深。杭州的周女士坚持要给儿子起名 “予安”，取 “给予平安” 之意。派出所的年轻民警说系统通不过，她直接找到分局领导。后来才知道，她丈夫在抗疫期间因公殉职，这个名字承载着特殊情感。最后通过特殊审批才办成。这个案例让我反思：当制度与人情碰撞时，我们是否太过迷信系统的判断？就像我师父常说的：”姓名学是活的学问，不是死的条规。”

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来自上海。周先生给女儿起名 “子予”，寓意 “君子赠人以言”。没想到孩子上学后总被同学戏称 “子虚乌有”，最后不得不改名。这倒提醒我们，禁用字制度虽然僵化，但某些字确实可能引发不好的联想 —— 就像再好的药材，用不对症也会变成毒药。

我个人对禁用字制度的态度是矛盾的。从业十余年，我既见过因 “涵” 字被拒而痛哭的孕妇，也处理过 “王曌” 这种确实会造成系统混乱的名字。唐代刘知几在《史通》里说：”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 姓名本应是个性与文化的结晶，但现在的情况像是把所有衣服都塞进同一个尺寸的衣柜。有次参加学术研讨会，一位语言学教授说得犀利：”当代姓名管理最大的矛盾，是数字时代的标准化需求与前现代的文化心理之间的断层。”

现代起名趋势正在解构很多传统禁忌。00 后父母更看重名字的独特性与寓意，像 “一诺”” 星辰 “这类突破常规的名字越来越多。但有趣的是，大数据显示” 予 “字的使用率反而在下降 —— 不是因为禁忌，而是年轻父母觉得这个字” 太老派 “。这让我想起茶馆里新旧茶客的更替：老主顾还在纠结哪种碧螺春最正宗，年轻人已经点起了冷泡茶。

最近我常翻看宋代名册，发现当时取名比现在自由得多。苏轼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叫迈、迨、过，朴实得近乎随意。反观现在，我们既想要传统的厚重感，又想要现代的独特性，结果反而束手束脚。也许正如钱钟书先生在《围城》里写的：”名字这东西，取得太讲究是矫情，不讲究又显得粗俗。”

每次给客户解释 “予” 字不能用的规定时，我总想起那个雨天教授失望的背影。十年过去了，不知道他女儿最后用了什么名字。或许在某个平行时空里，有个叫 “予真” 的小姑娘正在读四年级，她的作文本上工整地写着：”爸爸说我的名字是给予真诚的意思……”

（注：文中案例细节已做模糊化处理，人物身份信息均为虚构）